成都大千茶居 张大千在成都的“家”

大千茶居

陈列室里的“张大千在成都”

老式的雕花窗棂

　　成都金牛宾馆众多的楼房中，“大千茶居”特别引人注目，幽静典雅又大气豪华，国画大师张大千在祖国大陆的最后时光就是在此度过的。大千茶居占地面积600平方米、建筑面积324平方米，融南北园林之精髓于一炉，宛如国画大师手下的一幅立体画卷。采访中我们了解到，大千茶居是成都市主城区仅存的、最重要的名人故居之一。

　　古院里诗意的青砖楼房

　　我们在现场看到，大千茶居庭院里，古木参天，一栋青砖楼房被笼罩在树阴下，显得优雅、清丽。这是一层楼的砖木结构建筑，门窗造型简洁，方正有力。门前有宽宽的走廊，青砖大立柱将屋顶稳稳托起，显得格外大气。整个建筑的构建手法较为简练，大门、柱头、栏杆、房檐都只是以一些简单的线条作装饰，突显一种大家风范。

　　院落右边有一凸出的花园式建筑，拾级而上是一个宽敞的半圆形露台，露台上古木森森，地面石块拼缀的花朵与浓密的青苔交映生辉。露台尽头是一个小土坡，坡上灌木品种繁多，隔断了背后的世界，让这里有几分“依山而居”的意味。

　　“大千茶居具有北方园林之大气、江南园林之文气、西南园林之秀气和川西园林的仙气。”金牛宾馆服务员介绍，这里早些时候被用作茶园，近几年空置了，平时人迹罕至。推开大千茶居主楼封尘已久的大门，仿佛走进微型迷宫，宽敞明亮的房间多得数不过来，屋内装修还是那样完美，只是空荡荡的屋子多了层久远的幽思。穿过两个门廊，是一个佳趣无限的天井，造型奇特的巨大假山越过院墙，和常春藤一起惊艳眼帘，假山下是一池碧水，映照着青砖白墙。

　　再往里走，是一条约6米长的宽敞过道，过道左边典雅的雕花窗户或开或闭，右边几间房屋门口还挂着名牌，据说曾经被当作茶园的“雅间”使用。过道尽头是一个古意甚浓的后院。

　　1947年，大师来到金牛坝

　　张大千的女儿张心玉在《先父和他的庭院》一文中写道：“1943年秋，先父从敦煌返成都后，一直没有固定的住处，直到1947年，才在成都西郊的金牛坝建了自己的住所。第二年，先父去香港，后于1950年应邀赴印度讲学和考察，从此，再未回来。”

　　张大千故居所在的金牛坝，水丰土沃，地涌甘泉，是居家上风宝地，备受达官贵人青睐。成都档案资料记载，抗战期间，这里曾是国民政府的行营疏散区，便于居住于城内的显贵躲避日机轰炸。

　　1947年，大千寓所建成，当时的张大千新婚不久，他与成都人徐雯波结为连理，两人同住金牛坝的新居。和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张大千的弟子肖建初、何海霞、刘力上等。这时，金牛坝还保留着田园风光，长满青松、银杏、古楠，在菜花和苕花开放的季节，金牛坝一遍繁花似锦。居住于此的张大千偶尔植树，金牛坝门口的一棵大树就是张大千亲手种下。

　　张大千的弟子之一何海霞专为金牛坝题词“大千居士画屋”。如今，同样的一块牌坊静静靠在院墙下的角落里，已经布满尘埃。

　　居住3年，达到艺术“第二峰”

　　在金牛坝居住的近3年中，张大千整理敦煌壁画，画巴山蜀水，创作了大量作品，达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艺术高峰。1941年春至1943年夏，张大千携家眷、弟子赴敦煌临摹自北魏至宋元时代壁画精品276幅，并为石窟编号（学界称为“张氏编号”）。在金牛坝期间，就是张大千投入敦煌壁画整理的重要时间，为此后《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》在国内外展出奠定基础，著名学者陈寅恪撰文赞曰“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。”

　　成都文化产业研究员廖强说：“张大千居住成都时，正逢动荡和战争的年月，他在成都定居后，从内心深处感到成都的平和安闲，是人类生活的最佳境界，加之秀丽的山水、温暖的气候和朴实的民风，都从心灵深处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，为人类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。”

　　廖强说，大千先生是画家、美食家、社会名流、寓居成都的大艺术家。当年，每每春暖花开，艳阳高照的时候，城里的政要、社会名流们便忍不住要跑到金牛坝来看望他。在他的乡间别墅前面，有时停满了小汽车、黄包车。从竹林掩映的寓所里传来谈笑声、宴饮声和人们对他画作的赞美声。

　　那些年政要名流常来光顾

　　我们采访了解到，张大千离开成都后，大千寓所得到了妥善的保护。1957年，在筹建金牛宾馆时，人们没因艺术家的离去而拆建，而是很好地保留下了它的遗址。后来金牛宾馆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扩大，最终又把张大千故居包容进去，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。

　　多年来，大千故居曾作过办公室和保管室等，1993年，这里被改造成“大千居士画屋”，用以举办张大千及其学生和省内一些知名画家的画展。1996年6月至2001年8月，画屋改为“大千茶居”。2001年，大千茶居再次得到维修。

　　如今，“大千茶居”的牌坊还高高悬挂，只是当初的繁华热闹已不再。大千故居沉寂着，像一首凝固的诗，传承金牛坝和张大千之间深深的情谊，一砖一木彰显文化之光。更像是出自国画大师之手的立体画卷，一树一草都绚烂着成都人的回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