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元恭,现年89岁,四川蒲江人,1944年参加中国远征军。195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,四川省文联退休干部。
我是蒲江原敦厚乡人,1926年11月,我出生在刘河心。一岁的时候,父亲死了,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,靠着家里的八亩田过活。
我还在读小学时,日军的飞机就经常到成都轰炸,当时的中国太穷,买不起好飞机,更谈不上制造好飞机,几乎无力抵抗。有一次日军把我们的一架飞机打落在刘河心的河滩上,我亲眼看到驾驶员身上都烧焦了。另外一架飞机打落在松华铁杆桥的高坝上,我也跑去看,那场面让村民们都是唏嘘不已。
1944年,日军侵略到贵州,很快就要进入四川,当时国民政府在重庆,我在华西协中读高一。学校陷入了恐慌,有些教师一上课就说我们要当亡国奴了,大家听了便陷入一片哭声。眼看要国破家亡,农村里的兵源已经不足,只有在学生里想办法抽人参军。蒋介石在重庆号召青年学生参军,口号是“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”。因为参加的是同盟国(英、美、苏)的联合军队,到国外要和英美军队联合作战,必须有些文化,没有文化的农民还不行,所以外地疏散到四川来的学校报名参军非常踊跃。
我们华西协中参军的人很多,我们同班的就有十几个人报名,入伍之后,很快就出发了。当时没给家里写信,不敢让家里知道,怕家里阻拦。我的爱人是省女中的,当时她们疏散在彭县,但因为远征军不要女的,连护士也不要,所以她没去成。这一年,我刚18岁,就加入了远征军。
三天后,我们在新津上的飞机,再从云南昆明转机,飞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。飞机上还穿着棉袄,到印度一下子热了,立刻把衣裳脱了,就在机场集中把衣服烧了,换上了英国兵的军服。
我们在雷多住了一段时间,等待分配,到了部队之后,便开始每天跑步训练。部队驻扎在野人山,营房外面就是一条公路,那时候公路已经畅通,上山下山都是美军的黑人驾驶员接送。我还记得附近有一个美军的战地医院,那里的蚊虫特别多,容易患上疟疾病,所以医院里经常来打药。大概几个月后,我们再次回到了云南。
我们的番号是新6军,军长廖耀湘,有两个师,我们是14师,师部在云南沾益,我们这才开始了正规的军事训练。打靶、打步枪、冲锋枪、轻机枪、重机枪、迫击炮,训练的课目很多,毕业后,我被分到了炮兵营,上了前线。
前线是湖南,炮兵部队坐船到湖南的湘西芷江县,芷江有一个机场,我们负责守机场,保障飞机场的安全,主要是防备日本兵来炸我们的机场。后来我们就分到公路上去设卡,防止日本人从那儿进来,我们一个连都在那儿,日本人没有过来过,我们的任务就检查部队来往车子的安全,我在那儿一直守到1945年。
1945年,抗战终于胜利,我记得那时候我心里好高兴哦,终于打败了日本小鬼子,我们再也不用当亡国奴了!
(县政协文史委 供稿)